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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Schmidt,E.D.,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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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oofan.com/a/199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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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x.book118.com/html/2014/0628/889597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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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7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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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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